来源:长兴新闻网
华夏民族以稻米为主食,据考古发现,先民们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即使发现和驯化了这种产量最高的谷类作物,然而华夏的先民们依旧时常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面临的严重饥饿问题才最终走进历史。这一方面缘于那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一位名叫袁隆平的科学家在水稻育种技术上的历史性贡献。
世界上没有另一处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一样,对土地有如此虔诚的依附与高度的祈愿。“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的一生都会背负着这种祈愿,虔诚胜于所有宗教。而这种动力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融入民族血液的农耕文化。
在近现代科技影响到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农耕经验之前,如果风调雨顺,虫子不作梗,一亩田能够收600斤稻谷算是难得的高产,而平均产量只在400斤左右。解放前长兴的地主对于一般质量田块收租的标准基本上是300斤一亩。对于佃户来说,一亩田一年只需交300斤租子,其余丰歉自负。300斤是风干扬净的稻谷,如果稻谷的品质欠缺,每斤则按18两4钱折算(旧时每斤是16两)。长工则是按照实际产量考核结算一年的钱粮,如果长工因为技术欠缺或者偷懒造成歉收,就有可能被解除雇佣关系。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贫苦农民只有拼尽全力精耕细作才有可能养家糊口。
中国农民在人工条件下精耕细作的坚忍态度足以傲视全球,看看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看看那些由古人修筑、当代还在发挥重要作用的精巧宏大的水利工程……
除了精耕细作,影响产量最重要的客观条件非种子和肥料莫属。古代人类对种子的选育是人工干预自然选择的过程,其效率千万倍于自然进化,只不过进化的目标由适应自然变成了适应人类。田块当中偶然发现一株穗型大的植株会被单独采收细心保存,来年用作种子;相似条件下一家的稻子产量高,另一家就会央求以自家的口粮换回对方的口粮留作种子。一斤换一斤反正不折本,乡里乡亲大伙都愿意赚个人情。庄稼人劳苦一辈子也找了一辈子好种子。在柳青的小说 《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把一个陕西青年农民写活了!
大包干后,打破了集体大锅饭,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加之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迅速提高到800斤以上。粮食总产量实现多年连续攀升,中国人终于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上古时期,有一位尝百草的神农,他被尊为农耕文明的始祖。
明朝万历年间还有个叫陈振龙的,从菲律宾吕宋岛骗过西班牙殖民者的封锁,将番薯藤蔓带回国。番薯耐旱且产量巨大,从那时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全国人口增长到3亿多,是明朝人口的三四倍,简直就是爆炸性增长,这其中,番薯功不可没。于是后人建先薯祠,祀奉陈振龙。
如今,全国人口十四亿,依然能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几天,全国人民也在深情感念一位刚刚离去的老人。
中华民族总有为民取火的先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实践证明,我们蕴藏在农耕文明里的坚忍勤劳的民族性格也可以缔造无与伦比的工业文明,让我们的民族重回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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